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考古人员在宝鸡高新区发现一处“聚落型”秦汉墓地，经抢救性发掘古墓葬 41座。其中，战国时期秦墓葬 37座，汉代以后的墓葬 4座，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多出土于巴蜀地区的青铜“摇钱树”。专家表示，与以往发掘的秦墓葬相比较，此次发现的“聚落型”墓地在宝鸡一带秦墓发掘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小雪时节到暖春三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曾停歇，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只因有“大事”发生。没错，考古人的“大事”要说也简单，不外乎墓葬的发现，但对于习惯和五花土、青膏泥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手铲的每一次“轻抚”，都是在与岁月对话，一语千年，道尽沧海桑田。

从未被盗赫现秦人奇特“屈肢葬”

短短几个月，像走了一个世纪。

2018年 1月的一个晌午，在高新区高新零路东北角的郭家崖村，一张张厚实硕大的铁皮将这里“与世隔绝”，有人禁不住好奇往里窥看——平整、干净、无人！为什么会有此番景象？

这就是考古工地的现场。

对于墓葬的发掘，考古人的时间往往是“挤”出来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层次分明。这是个细致活，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这一次发掘是从去年 11月开始的，寒风、大雨、暴雪……老天的“脸色”没少看，但可喜的是有收获——春秋战国时期的竖穴墓葬、偏洞室墓葬、直线洞室墓葬等 37座，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 4座。

高新区是一个“出宝”的地方，这一带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出土过不少文物。本次发掘，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的再次“携手”，他们曾于 2012年 6月、2013年 12月联合组建了“石鼓山考古队”，科学发掘了西周早期贵族墓葬，特别是出土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也是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唯一的铜禁，以及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簠。合作的默契、相互的信任，让一件件稀世国宝“平安着陆”。

对于此次发掘工作，考古人还是以平常心对待，但最让他们忧虑的就是墓葬是否被盗。当一座座墓葬被打开，他们欣喜万分——未曾被盗掘！这意味着史实的完整性。

从初步整理情况分析，这处秦汉墓地的埋葬时代在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从墓葬形制看，这批先秦墓葬为竖穴墓葬、偏洞室墓葬、直线洞室墓葬等，一般为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其中规格较高的墓葬有棺有椁，头龛内出土了鼎、釜等器物，还有殉葬动物，看起来像是鸡的骨头，但因为没有做科学检测，现在所有的“答案”都只是推测。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先秦墓葬内的骸骨都保存完好，而且都呈现着一个相似的葬式——屈肢葬。

单从字面上看，这种丧葬方式似乎有些残忍，它是指躯体弯曲埋葬。考古专家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盛行屈肢葬，即在人刚死之时，用布带将其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也将这批墓葬的主人进一步指向了秦人。

这里要科普一下，屈肢葬是一种很独特的埋葬死者的葬式，它是指埋葬死者时，故意使尸体弯曲、蜷卷，主要表现在双腿的弯曲上。这种葬式是中国甘青地区的半山马厂文化的主要葬式，以后又是早期秦人

的主要葬式，直至战国晚期到秦代，秦人的葬式中屈肢葬仍然占主要地位，但也有较多的墓葬使用了直肢葬，这种葬式大约在西汉时期消失。

惊世“国宝”罕见蜀地神秘“青铜树”

据了解，此次发掘的 37座秦墓葬均为屈肢葬式，除 1座南北向外，其余皆为东西向；墓葬类别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直线洞室墓三类；葬具有木质棺椁、生土二层台与棚墓搭建的棺室，以及瓮棺葬三类，共出土器物 117件（组）。质地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银器、玉器、绿松石及料器。这些器物多是用作陪葬的生活日用品，如陶鼎、陶釜、陶罐、陶鬲、陶壶、陶甑、铜带钩、铜镜，还有少数礼器如玉器残块，兵器如铜箭镞，以及生产工具铁铲等。

小说《盗墓笔记》中曾讲道“秦岭深处有一件具有神秘致幻能力的青铜神树”，作者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在此次考古发掘中，令考古人员眼前一亮的是，一座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内，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树”。

宋俊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也是宝鸡人的老朋友，她说：“因为宝鸡有宝，所以我常来。这回是我工作 18年以来，第一次在陕西地区见到青铜树的实物。”此次，宋俊荣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室的专家们来到高新区，就是为了顺利提取这件青铜树。

这件“唯一”的青铜树放置于汉墓前室的西南角，历经千年，它的身躯已被压折，身体的大部分也被黄土包覆，是文保专家眼中的“脆弱文物”。言谈间，文保专家已对它展开“诊断”，他们先为文物拍照“留念”，之后用便携式 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全身检查”。这件轻巧的元素分析仪器，无须采样即可显示出被测面含有哪种元素，范围在元素钠到铀之间，测量一次仅需30秒到 2分钟。

经过检测，这件青铜树表面的铜含量达 79.90%，铁和锌的含量分别是 5.01%和 0.41%。为了文物的安全提取，宋俊荣和她的团队做了两个实验方案，只为保留文物的原始保存状况，待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后，他们才开始对文物打包、固定、提取。

在很多人眼中，墓葬是阴森的，甚至有些恐惧，但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里就是“阵地”，他们的每一次工作都带着敬畏之心，因为文物是古人留下的无言的信，只有用心品读才能获悉真谛。

再说说青铜树，它在民间被称为“摇钱树”，多出土于我国西南地区，其中以四川为最多，云南、贵州、陕西南部、甘肃、青海等省邻近四川的地区，也曾有发现。

作为随葬的明器，一件完整的青铜树是由树座、树干和枝叶分别铸造后组装而成，其盛行于东汉时期，简单说，它的世俗含义就是追求财富。《后汉书·李固传》载：“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崔寔《政论》也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汉代人讲究“视死如生”，按照当时的观念，财富与政治地位密不可分，所以青铜树成了红极一时的明器代表。

细细观察，这件青铜树的树干由青铜铸造，分节插挂数层叶片，每片叶片除铸有人物、神兽外，其边缘无一例外均铸有方孔圆钱，虽有残破，但依旧给人一种神秘的美感。

考古人员在同一区域发现了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早期的古墓葬，考古需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可以说，这一区域自古适宜人类居住生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这一区域内，出土了秦岭以南四川盆地常见的青铜树，从另一方面也佐证了通过陈仓古道不同地区的古人在互动交流，这为进一步研究宝鸡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透物见人显露不同族属“安居地”

经过几天的清理，一座椭圆形的砖式券顶墓的墓顶显露出来。这是一座长斜坡墓道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该墓葬用青砖砌成，前室、后室和侧室均为长方形，墓顶为穹窿形，整个墓葬从地面向下看，很像现代的“两室一厅”。简单说，墓的前室作祭祀用，前室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后室埋葬主人，侧室具有储藏功能。

汉代有厚葬之风。事实上，很多汉代大墓下葬不久都会被盗，而随着考古的深入，考古人员在此墓葬中并未发现盗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墓葬前室东北角一个大型陶罐里，有一些残存的动物骨骼，还有一颗类似巴旦木的坚果；前室的中部有一面直径 11厘米的铜镜，背面有折叠式的纺织品痕迹；前室西北角有一口口径 21厘米的铁釜，釜的外壁有使用后残留的炭黑痕迹，釜上架着一口甑，甑上也有使用过的痕迹；在侧室的东南角，一件中型陶罐里有类似于粟的粮食作物残留……

要知道，汉代墓室的结构除了土室外，还有砖室、石室、木椁室等，形制与规模随时代和墓主身份的差异而不同。西汉早期用木椁室墓，随后流行空心砖墓与石室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表示，根据墓葬形制和发掘出土的典型器物可以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而墓葬中出土文物丰富，主要以陶器为主，有陶罐、陶釜等，还出土有青铜树、铜釜、铜镜、铜钱及铁釜等文物，墓主有可能是士大夫或本地大土豪。

“非富即贵”是专家对这座汉墓墓主身份的推测。我们知道，汉代人有“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更是死者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汉代人认为，墓室的建造要符合死者的身份，同时要刻意模仿地面建筑的布局与规模。所以，从汉代墓室也可以看出汉代人“住”的基本状况，对研究汉代民居和埋葬习俗，有着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宝鸡是秦人在西周晚期开始东进，从甘肃礼县翻越陇山大坂，进入关中的第一站和大本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研究员表示，他们要做的就是用文物打开历史。秦人进入宝鸡以后，先后在汧渭之会、平阳地区建都达 85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先秦墓葬到汉代墓葬，这处秦汉墓地带给人们的惊喜不只有文物。在这处秦汉墓地周边区域，已经发现的斗鸡台、姜城堡、福临堡、西高泉、太公庙、秦家沟、益门、南阳、洪塬、联合村、谭家村、茹家庄等多处秦人墓地，都处在汧渭之会与平阳区域内，并且时代多在春秋时期。

“结合这处秦汉墓地周边历次发掘资料分析，秦人进入关中以后，是沿渭河两岸的台地逐步向东发展的。聚落一般都选择靠近河流‘居高临下’的台地作为居住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有限的土地难以支撑粮食的生产，于是又随着战争的取胜和地盘的逐步扩大，又向更加广阔的渭北台塬区域发展。”田亚岐说，这处秦汉墓地时代比较集中，多在战国时期，且没有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不但说明这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的族群墓地，同时说明，虽然秦的都城先后从古陈仓迁徙到了平阳与雍城，但这一带的平民聚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拓展。此次发掘的秦汉墓地不仅规模大，有居址相对应，而且时代多为战国，增添了东周时期宝鸡地区墓葬序列资料，这对于研究秦人在宝鸡汧渭区域的聚落布局与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作者 陈亮 王星）